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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 海关】赫德和他的海关帝国

来源:堂堂正正网    时间:2019-03-17




作文「赫德和他的海关帝国」共有 10679 个字,其中有 9041 个汉字,150 个英文,411 个数字,1077 个标点符号。作者佚名,请您欣赏。玛雅作文网荟萃众多优秀学生作文,如果想要浏览更多相关作文,请使用网站顶部的作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本站作文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仅为同学们学习交流的习作,不能当作范文使用,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1908年4月13日上午,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的月台,十几个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清廷勋戚权贵、各部臣僚、总税务司署职员及名流士绅、工商买办、各界人士上千人,聚集于此,为赫德(Robert Hart)送行。
赫德私人组建的海关乐队反复演奏各国国歌,送别主人。专列在呜咽的汽笛声和《友谊地久天长》的终结曲中缓缓启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因病卸职回国,结束了他对中国海关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
登车前,赫德在月台上转过身来,留给中国的不仅是一个苍凉的姿势,也留下了一个庞大的海关帝国。
主宰中国海关的洋人
英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时年仅28岁,从此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相对于大清王朝的日薄西山,他一手创建的海关帝国大厦却一天天成长。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催生出外籍税务司海关制度。明明是大清国的行政机关,却在洋人管理之下。“洋关”的业务管理包罗万象,除关税外,诸如航政、港务、内债、外债、邮政、同文馆等,均被其一网打尽。它呼风唤雨,深深地卷入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甚至连中国参加海外博览会,也被其一手包办,时人称之为“赫德之赛会”。
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时年仅28岁,从此开始了他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赫德时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相对于大清王朝的日薄西山,赫德一手创建的海关帝国大厦却一天天成长。在他卸任之前,羽翼之丰满,臻于极致。
帝国总部是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它有一整套脱胎于英国文官制度的管理体系,形成了以英人为主、洋员控制的海关网络,每年为大清国提供3000多万两银子!占财政收入的1/3强。供职人员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非洲的黑人和美洲的印第安红人外,几乎哪一国人都有”,宛如一个小“联合国”。
这就是赫德的帝国,在这里,他是说一不二的王。他曾经不徇私情,拒绝给广州的牧师朋友之子安排职位。如今,他把他在中国打下的“江山”交给了妻弟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
临行前,病榻上的赫德写下了这样一首意味深长的小诗:
“你嬉戏已足,
你吃饱喝足,
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
调侃的笔调背后,是无限凄怆的感触。
其实,四年前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该打道回府了!
1904年,在史称“清末新政”的改革浪潮中,海关的处境已变得十分微妙。它的顶头上司总理衙门早已改称外务部,海关行政体制面临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变化,西方列强再按照旧有模式奴役中国的前景变得渺茫。
而此时已近古稀之年的赫德已到达权力的顶峰,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多次召见他,并封以“头品顶戴”、“太子少保”等头衔,但赫德从无上恩宠的背后似乎嗅到某种危机,他“需要有蛇那样的机智,鸽子那样的温顺”,才能化险为夷。
但美国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让赫德认识到,中国的涉外事务已经不需要他所领导的海关了。在这次世博会上,中国人第一次自行组团前往。时评曰,此乃 “中国政府正式登上世博会舞台的开端”,而海关洋员彻底沦为了配角!
有一个不受清政府待见的人,也屡屡出现在会场。他就是孙中山。
最后的海关绝唱
在1904年世博会上,孙中山感叹“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为世界最盛之会”。但在赫德看来,这却是海关最后的绝唱。
1904年4月6日,孙中山由檀香山乘“高丽”号邮轮抵达旧金山码头。可一上岸,就被美国海关拘捕,说孙所持护照有问题,而且是 “中国乱党”。第二天,美国移民局将他转到仙人岛上的一间小木屋里,羁押起来。
孙中山的被捕,居然与圣路易斯博览会密切相关。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是美国为隆重纪念“路易斯安娜购地”100周年而举办。自3年前起,美国就频频发出邀请。为此,清廷特派贝子溥伦率团与会,成为中国官方参加世博会的鲜明标志。
正因为溥伦贝子开启世博之旅,将于4月抵美,此时在檀香山宣扬“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的孙中山引起了清保皇势力的担忧。于是,保皇势力唆使旧金山海关有意留难,孙中山的人生继英伦蒙难后再遭一劫。
最终,孙中山在旧金山华人帮派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帮助下获准入境,并于8月18日乘兴来到正在举办世博会的圣路易斯。
这届世博会气象恢弘,中国东方式的建筑和传统文化尤其受到欢迎。孙中山不由发出“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的慨叹!孙中山眼里的“最盛之会”,在赫德看来,毋宁是海关最后的绝唱。
在接到圣路易斯博览会的赴会邀请后,清政府便任命溥伦为中国代表团正监督(团长),外务部同时札行赫德,曰本次参会拟派正监督一员,副监督两员,“惟副监督二员内应用税务司一员派充此任,尤以美国人为合宜”。
接到札文后,赫德在全海关美国籍税务司中遴选出柯尔乐担任副监督一职,并按照惯例,要求各海关口岸协助柯尔乐收集展品。谁知柯尔乐费尽心机弄来的所谓极具中华特色的展品却引起轩然大波。原来,中国展馆里除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董瓷器、琴棋书画、笔墨纸砚外,还标新立异地建起了一患上癫痫都有哪些症状座城隍庙,里面不但有凶神恶煞的判官,还有各种刑具、杀人刀具、刑场照片等。各种惟妙惟肖的雕像也粉墨登场,计有:小脚女人、妓女、烟鬼、犯人、乞丐等,不一而足。
对此,国内的有识之士多有烦言,“海关主办展出,动失国体,贻笑外人。何哉?以他国人办吾国之事,利不什一,弊必什九。”不少大臣也上奏说以后应由商部派遣熟悉商情的官员,会同驻该国的使臣办理。
尴尬的清政府痛下决心,趁势将承办世界博览会这项职能从海关全部收回,由商部接管。赫德之赛会,演出到此结束。
“中国不再需要依赖别人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唐绍仪——这个“受过外国教育的广东先驱挤进海关”,并意识到,“作为太上顾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不再需要依赖别人了。” 1906年5月,《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针对时下热点,撰写了《关税权问题》评论,此文开头即列出新闻事实:
“四月十六日上谕:户部尚书铁良,著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著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钦此。”
上谕的出台背景,实在因为赫德走得太远。甲午战后,海关的权势已臻登峰造极,让朝野人士大感不安。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成为清末新政中重拳出击的目标。
这道改变海关隶属关系的谕旨是以札文的形式在5月9日发给赫德的。海关改由税务大臣管理,也就是说,一向由外交部门统辖的海关,改归财政部门统辖了。这是个晴天霹雳!引起了各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舆论界及海关洋员的极大震动。而赫德似乎非常平静,自打两年前商部收回了海关主办国际博览会的展出权后,他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列强联合一致、出面干涉。
面对公使团的诘难,唐绍仪的回答斩钉截铁,“由于总税务司是中国的雇员,中国政府有权控制他的行动。”
清政府在这件事上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改变海关行政隶属关系,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无转寰余地。
7月22日,铁良和唐绍仪联袂宣布,遵旨成立税务处。唐绍仪是会办大臣,理应辅佐正职,但实际工作却是由他主持。
税务处的设立,切断了总税务司与外交机构的联系,换言之,不再让总税务司干预外交事务了。
时值酷暑,赫德正在北戴河休养,眼睁睁地看着唐绍仪——这个“受过外国教育的广东先驱挤进海关”,他终于意识到,“作为太上顾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不再需要依赖别人了。”
9月9日,赫德第一次拜访税务处,主管大臣铁良和唐绍仪像约好似的,均避而不见,只是由两名从海关调来的关员出面接待。威风了几十年的赫德竟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赫德只好改用手折求见唐大人。以往他拜访各衙门长官,均受特殊礼遇,自中门长驱直入。这次唐绍仪故意中门紧闭,让赫德走侧门,进门后让其旁坐,自己端坐正中。
唐绍仪的刻意安排,起到了预想的效果。向来备受荣宠的赫德难堪至极。
“这次拜访帮助我认识到,从外务部转辖税务处而产生的变化意味着什么。税务处的出现意味着总税务司的放逐。它包含着一种痛苦的因素,我担心,它不会使我的日常工作称心如意。”
赫德在中国的职业生涯进入了倒计时。
“赫德时代”的终结
进入辛亥年以后,赫德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萎靡,一如那个气息奄奄的大清王朝。而“只有一谈起海关事务,他才会像服用了春药一般眼睛发亮”。
赫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个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的老人,已是风中残烛。
在中国的最后日子,赫德不仅诸病缠身,而且,他的权力显然也在不断地缩小。一向标榜廉洁的他,把海关的重要职位全部换成自家亲戚。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到了告老还乡、写写回忆录的时候了。所幸,他的总税务司头衔一直被保留着,这多少有些安慰。但坏消息终于传来,1910年春,朝廷任命安格联暂行代理总税务司。裴式楷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若不是他在税务会办大臣唐绍仪那里温顺得像绵羊,又何至于此。
既然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自己的历史使命也该结束了。进入辛亥年以后,赫德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萎靡,一如那个气息奄奄的大清王朝。而“只有一谈起海关事务,他才会像服用了春药一般眼睛发亮”。1911年9月14日,赫德自感来日无多,在给自己的继任者安格联的信中,发出这样的哀叹,“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日益衰弱,所以我担心再也回不到中国了”。
6天后, 1911年9月20日,这个被孙中山称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在英国南部白金汉郡的马洛去世。在其绝笔中,仍恋恋不忘他一手擘划的海关帝国。
“我清楚地意识到,生命正渐渐离我而去。遥想走过的岁月,我为我的经历深感自豪和幸运。我从一个去中国为女王陛下服务的英国外交官成为这个国家的政府大臣,这件事竟然如此神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禁为命运深深折服,但我仍然在为女王陛下服务,我永远是她和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当然我也在为中国服务。
这个国家让我感到如此陶醉,如此怀念,又如此伤感。它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自足,可是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竭尽全力地帮助过它,我希望我的继任者也像我一样帮助它,即使是为了英国的利益也该如此。
英国不能失去中国,不能失去中国海关!中国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英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和统治才是完整的。
安格联能掌握中国海关吗?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中国的选择正确吗?”
斯人已去,赫德的人生传奇戛然而止,但他缔造的海关帝国却余响不绝,贻害绵绵……
1915年5月25日,上海外滩汉口路海关大楼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而这一天,恰是北洋政府在日本的要挟安阳癫痫病专业医院下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
原来,赫德死后,洋员们如丧考妣。为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决定为其铸一铜像。离开中国四年后,赫德又“回到”了中国,登上江海关港务科办公处前的塔基,低着头,背着手,若有所思……

  赫德司掌海关48年,使这个机构维持廉洁高效运转,并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他还是自强运动要角,以《局外旁观论》等见解影响了清朝在军事、外交领域的变革,于“同光中兴”不无贡献。

  作者:刘怡

  曾经执掌清帝国海关48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使这个新机构始终维持廉洁高效的运转,并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国防改革也颇有贡献。他就如一个职业经理人一般,与东方封建王朝在特殊时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合伙人关系。

  西元1854年的秋天,从香港开往上海的飞剪式帆船“艾奥纳”号在南海遭遇了台风。搭乘该船前往上海的有几名英国外交部的实习翻译,其中一位是北爱尔兰人,前一年刚刚从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毕业。这个矮小的19岁青年相貌不很起眼,带着一副乡下人看西洋镜的好奇表情东张西望,在漂泊海上的三个星期里,他和其他乘客一样只能吞咽花生:此后他一辈子都不愿碰这种吃食。

  虽然祖先范•赫德曾是追随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与法国作战的海军将领,但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某天他意外看到了一张以荣誉校长克拉伦登伯爵(时任外交大臣)名义贴出的布告:英国外交部拟招募一批毕业生前往驻华使馆工作,担任翻译和随员。罗伯特马上报名,并获得家人的支持。临行前父亲塞给他50英镑路费:对一个年收入仅有几百镑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慷慨的资助了。罗伯特在香港随港督兼驻华公使包令学习中文,颇受好评,旋即乘“艾奥纳”号前往上海。当时他多半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以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闻名于世。

  60年后的1914年,一尊背手含胸的铜像在上海外滩九江路竖立起来,人们从中英双文的碑铭上读到他的生平:鹭宾•赫德,前大清帝国太子太保、头品顶戴尚书衔海关总税务司,三代正一品封典,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大英帝国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获得者,从男爵—这正是“艾奥纳”号上那个羞怯的旅客。

  赫德曾司掌中华帝国海关48年之久,使这个新机构始终维持廉洁高效的运转,并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赫德还是自强运动的要角,以《局外旁观论》等见解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在军事、外交领域的变革,于“同光中兴”不无贡献。

  然而对这个精通中文、喜爱东方音乐的“洋和尚”来说,“客卿”身份既是平步青云的基石,也时时带来困扰。对内,赫德以“中国人民的同胞”自居,以其专业知识与职业态度服务于清政府,获得“驯顺近礼”的称赞;但他也深深卷入清末复杂的政局,试图为己寻租,被李鸿章目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的小人加以提防。

  说到底,赫德更像是一位现代职业经理人,他关心的主要是关税收入和经济秩序稳定,对中国改革的建言、对西方在华利益的监护乃至与英国政府忽远忽近的关系都服务于这一主题。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局面的持续,以及缺乏专业人士的困境,使他的任职竟能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可谓空前绝后。只有在晚清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才会出现这么一位“帝国合伙人”,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合伙人崛起

  刚到中国时,赫德担任英国驻宁波使馆的见习翻译。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在1858年前往广州,任驻粤领事馆首席翻译。很快辞去了领事馆的职务,参与组建广州海关。1861年赫德代理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两年后升总税务司,开始了四十余年的海关生涯。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有“土著”海关建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确定广州单口贸易制度后,朝廷即令粤海关统一管理行商交易,征稽关税。但此际的中外贸易形势胜于实质,朝廷对“四夷宾服”的满足感大过从贸易中获利的冲动,加之担心洋船蜂集、不便管理,旧海关的技术相当粗率,收入也较少。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占岁入的3%。1842年后,单口通商变为五口,朝廷仍以旧海关负责人在新开埠地区筹建新关,并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实质仍是老一套。这五个海关人手既不足,又缺乏统一章程,自然难有业绩。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缒城而走,江海关衙门也遭洗劫。如此一来,洋商乘机拒纳关税,并向英法等国代表寻求许可。但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认为:取消关税将在各国商人间引起恶性竞争,对市场稳定不利;清政府与欧美各国关系尚处于微妙阶段,明火执仗地侵害中国利权会带来冲突。为体现公允,英法美三国领事决定在租界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新机构,“暂代”瘫痪的江海关执行关税征收和缉私任务;作为回报,两江总督怡良批准洋货只缴纳一次进口税,在内地流通不必另行纳税。

  1854年7月,新的江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国驻沪代理副领事、22岁的李泰国(Horatio Lay)之手,规定:英法美三国领事每人可推荐一名外籍人士担任税务司(最初为领事代表),由他们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税务司可以自由调阅、核对海关文书账册,所有公文非经其副署不得公布;任何装卸货物准单、税款收据、结关准单或其他正式文件非经税务司副署,不得签发或使其生效。1855年,李泰国治疗癫痫哪种方法效果好?本人成为江海关英籍税务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通商口岸增加到15个,李泰国竭力说服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江海关制度推广到其他商埠,获得恭亲王首肯。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

  但李泰国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在上任之初就捅了大篓子:恭亲王委托他在英国购买一批蒸汽舰船、“协剿”太平天国,李泰国却企图搞一个“英中联合舰队”,让中国人出钱雇佣英籍官兵操纵外购舰船,听命于他本人。朝廷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野心,1863年11月李泰国被解职,留在北京替他代管日常工作的赫德因祸得福,接替了其职务。这一年赫德不过28岁,已经由清廷加按察使衔、成为三品大员;1869年又晋级布政使,官阶从二品。

  与骄横轻狂的李泰国相比,赫德从少年时代起就形成了谨慎温和的个性,他在上任之初致信各口岸税务司,要他们对中国官员以礼相待,并敦促本国商人服从管理。在注重礼仪和形式的中国官场,这种谦卑的姿态当然吃得开。

  不过排除形式上的客气,“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人事、行政权力都由外籍雇员掌控。1865年全国14个新关共有报检员以上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人各9名,其余德意志人5名,丹麦、瑞士人各1名。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为防止舞弊,赫德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使得海关意外保持了高效和廉洁,与清廷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朝廷之所以能容忍赫德大包大揽,和185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的动荡不无关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岁入大宗来自田赋,每年收支大致相抵,清廷自不会对仅占岁入3%的关税太过上心。但席卷16个行省的“发匪”在起事第一年就耗尽了户部存银,加之作战省份无法解拨京饷,中央财政事实上已经瘫痪。与此相反,伴随通商口岸的增加和管理规章的建立,洋税收入逐年见增,成为一项规模可观的财源。和名目繁多、操纵在地方督抚之手的厘金(内地商业税)相比,关税的来源更为清晰,中枢自可以更方便地掌控。鉴于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恭亲王语),朝廷也就不打算插手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海关业务,以免引发财政动荡,而让赫德的人马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于是,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洋税已占近2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赔偿英法的1600万两军费即由关税收入拨出。

  1866年后,对外赔款已经付清,六成洋税便由朝廷分拨给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自强事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9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朝廷又从六成洋税中每年拨出400万建设海防。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所耗1470万两的英国贷款也系以关税作为担保。

  自强运动的参谋

  除去征收关税外,赫德还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海关的附属职权。1868年他下令在海关体制内成立海务部,负责勘测水文、疏浚航道、绘制航行图表、制定航行规程、建筑灯塔以及其他助航设备、港区规划管理、航行气象保障等工作。中国第一批灯塔、引水船以及保证航行安全的航道浮标、信号灯便是在这个海务部主持下修建,到1911年为止共设置灯塔及引水船180座/艘,航道浮标和信号灯250具。

  同样在1868年,第一艘海关缉私舰开始执行任务,1887年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3艘钢制蒸汽炮舰,专事打击海盗、海上缉私以及查禁从新加坡到中国的鸦片贸易。1887年10月,海关关舰“福州”号成功铺设了从台湾淡水通往福建厦门的中国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线。1896年,朝廷又批准开办全国邮政,由总理衙门管辖,以赫德总司其职。

  比这更值得一提的是赫德在晚清自强运动中的角色。早在1865年,他就以一篇洋洋4000字的《局外旁观论》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言,直指中国“内情坏而外情险”、“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的现状,提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精练海陆军、派遣驻外使节、兴办工业,如是必能使“民化而国兴……无难为万国之首”。这番谦卑而不失尖锐的策论,后来成为总署向各地督抚征集整顿海防建议的引子之一。而朝廷对《局外旁观论》的第一项积极回应,便是批准赫德在1866年带5位中级官僚和同文馆学生赴欧考察,此即晚清第一个遣外使团斌椿使团。

  仅仅充当高谈阔论的清客并不能使赫德满意,他希望在自强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重要性,甚至为整个革新事业充当设计师。1874年台湾事件后,总署组织各省督抚展开海防筹议,决定外购欧洲舰船、编练新式海军。嗅觉灵敏的赫德察觉到商机,马上电令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 Campbell)调查阿姆斯特朗公司正在研制的新型炮艇,并把技术资料传给了主持海防现代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赫德宣称,新炮艇吨位虽小,却可以击沉日本的铁甲舰,价格也较低廉。李鸿章考虑到这种小艇对防守海口颇有帮助,在1875年订购了4艘,1878年、1880年又分别增订4艘和3艘,即著名的“蚊子船”。1879年,又是在赫德操办下,李鸿章以65万两白银的价格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2艘钢制无防护巡洋舰,这就是北中药治癫痫去哪家医院洋海军最早的两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

  或许是这一切进行得过于顺遂,赫德竟也和当初的李泰国一样做起了“包场”中国海军之梦。他仿照自己治下的海关设计了一个“海防总署”的框架,由总理衙门直辖,赫德本人兼任总海防司。然而这个计划几乎遭到一切势力的反对:欧洲各大造船厂不愿使赫德垄断军火掮客业务,纷纷派代表直接前往中国,与各地督抚联络;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则为自己的母国德国造船厂招徕生意,价格更加优惠。更要命的是,李鸿章最担心赫德的“热心”会损害他本人对海防事业的主导权,便授意幕僚薛福成在1881年致函总理衙门,抨击赫德“为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总海防司”之梦最终胎死腹中,赫德举荐的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也在1890年被迫辞职。

  催生“门户开放”

  在外交观念上,赫德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政治家高度一致。他们厌恶成本高昂的大陆业务,喜欢借助贸易、宗教等柔性手段“感化”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鉴于英国本身拥有最大的海外贸易份额,伦敦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土耳其或中国这样的昔日帝国建立独占性存在,他们宁可使各国“利益均沾”,反正不列颠的商业-资本优势可以保证获得的利润最大。在这种观念驱动下,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兼职外事顾问,处心积虑避免其他大国彻底瓦解中国。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海关关舰“飞虎”号在台湾海面为灯塔运送补给时遭法国舰队扣留。后者致函赫德,称只有接到巴黎的命令才能将“飞虎”号送回。赫德担心战事蔓延会带来更糟的政治经济后果,当即致电金登干,要他以中间人身份和法方接洽,名为索还“飞虎”号,实则试探媾和的可能性。1885年1月,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总理兼外长茹费理会面,带去了由赫德草拟的五项谈判条件;2月底,赫德在北京说服总理衙门同意在赔款和越南问题上让步,金登干-茹费理会谈随之转为中法官方的正式接触。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长毕乐在巴黎草签停战协定;6月9日,双方又以该草约为基础正式签署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赫德的“业余外交”最著名的一项业绩。

  有趣的是,赫德与驻华英国使节之间的关系颇为尴尬。1869-1882年任驻华公使的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相当不喜欢赫德,1876年《烟台条约》谈判期间,威妥玛三番两次以开战为要挟逼迫清方让步。赫德认定他的太极功夫比武力恫吓远为有效,主动出面斡旋,促成双方签约,私下却被威妥玛骂得狗血淋头。威妥玛的后任、老资格外交家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同样属于对华强硬派,对赫德不无微词。伦敦倒是对赫德的工作颇为欣赏,巴夏礼在1885年去世后,英国外交部发表了由赫德继任公使的任命。后者考虑了两个月,最终拒绝了这项美差,他私下告诉好友、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自己和中国政府关联太深,一旦成为公使,任何决定都会被英国舆论攻击为软弱,落得个吃力不讨好;况且海关内资历、才干仅次于他的德璀琳是个德国人,一旦他本人离开海关,这个独立王国就会被德国人占据,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然而,事情在甲午战争后起了变化。1896年赫德在为清政府洽谈英德两国银行的1600万英镑借款(为挽救对日赔款后濒临崩溃的财政)时,注意到法俄等国代表远不似十年前来得客气。这其实上是席卷全球的新帝国主义扩张潮的缩影:欧美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把工业生产而不是贸易当作经济增长的基石,对独占性原料产地和市场的需求急剧上升。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获得旅大;英国也强租威海卫和新界。

  赫德注意到港英当局关闭了他设在新界的税关,意识到伦敦也卷进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为担忧。这种新趋势显然不符合他本人笃信的1850年代外交思维,为了加以抵制,赫德把自己的担忧告知了江海关税务司何璧理(Alfred。 Hippisley),后者在前往美国度假时,把赫德恢复“利益均沾”原则、反对灭亡中国的意见传达给了密友柔克义(W。 W。 Rockhill,后曾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当时是美国驻塞尔维亚公使,国务卿海约翰对他信赖有加,在柔克义提议下,海约翰于1899年发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列强保持中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稳定,避免因瓜分中国发生直接对抗。 “门户开放”作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外交的指导大纲,在后来的历史中作用突出。这可以说是赫德“业余外交”结下的意外果实。

  1854年以来,赫德始终长居中国,只有在1866年和1878年两次归国省亲。不过进入1907年,他的日子变得相当难过:多年助手和密友金登干病逝,正在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则打算收回关税管理权。赫德本人多年来饱受背痛和关节问题困扰,与子女关系也不睦。这年冬天,这个72岁的老人上书朝廷要求“请长假”,获得了批准。1908年4月13日,赫德乘火车离京,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上午7时,鹭宾•赫德走了。”他再也没能回国销假,于1911年9月20日病逝在白金汉郡家中。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轰然崩塌。江海关为纪念他们的领袖,在1914年为赫德打造了那尊著名的铜像,这个低头含胸的英国人在九江路继续“站”到1942年,被对英宣战的日军拆毁熔化。它在中国只存在了28年,比现实中的赫德还要短。

(责编:赵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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